秘书探头进来：“您下一个会要开始了。”

院长说“再五分钟”，又转回看若岚。

若岚忽然起了点小小的报复心——不是为了伤害谁，只是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怕什么。

她故意说：“对了，您知道吗？大领导还问了我一句——问您和书记关系怎么样。”

院长的眼睛瞬间瞪圆。

那是若岚第一次看见他如此失态。

他试探着问：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
若岚在那一秒里做了选择。她想起自己一直信的那句话：人一旦开始撒谎，就会越来越被动。她不想再把自己困进更深的网里。

她如实说：“我说你们在会上分工讨论，我只看到工作层面的配合，个人关系我不了解。”

院长猛地拍了一下腿，几乎是爆出来的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参与人事改革工作的，你为什么不站在我这边？我之前已经反映过一些情况了！你不支持我，我怎么证明我说的是真的？”

若岚也吃了一惊。

那层雾像被突然撕开：原来他真的在拉她站队。原来他把她当成“证人”。原来他要的不是制度，是口供。

她压住声音：“您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？我不知道您的想法。我说的也都是真实的。我没有证据做个人猜测。”

时间正好到了。

不愉快得刚刚好，刚好可以结束。

院长站起身，若岚也站起身。两个人像同时把一段话塞回喉咙里，谁都不再看对方。若岚走出会议室时，手心都是汗。

到了组织部谈话那天，她把态度收得更稳：

问到院长，她说“做得不错，新楼推进、改革也有进展”；问到书记，她也说“配合顺畅”。

她知道此刻不能跟大局对抗，她还要活，还要等下一次晋升。

可走出那扇门时，她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：

她不是“站在谁那边”的问题。

她的问题是——在他们的故事里，她从来都不是主角。

她只是被要求在关键时刻说出“合适的话”的那个人。

这里最危险的不是说错话——而是说了真话。